，两只手被反绑在身后，屋里的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。
她抬头一看，一个五十出头的面目狰狞的男人站在她面前，正居高临下地盯着她。
「谭德明！你竟敢偷袭我？你想要干什么？」
谭德明是省公安局的原副局长。
在快乐幸福团一案中，他因为与两个主犯的关系密切，被勒令停职，韩淑芳主持了对他的审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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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德明的资历很老，办案经验丰富，他成功地销毁了自己与快乐幸福团来往的许多证据。
因为毛公子死了，活着的廖公子又拒不坦白，所以无法确认他和快乐幸福团互相勾结的罪行。
不过，在调查的过程中韩淑芳发现了他不少其他方面的问题。
比如他平时在办案中徇私作弊，袒护嫌疑犯，威吓证人，收受贿赂等等。
最终他受到了撤销所有职务的处分，但是没有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
从那以后，韩淑芳就没有见到过他，只是听人说他一个人回老家去了。
「谭德明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你这是恶意报复，是犯法的行为！我劝你赶紧悬崖勒马。」
谭德明跨前一步，蹲下身子，抓住她的制服领子将她提了起来。
‘啪’的一声，他重重地在她脸上打了一个耳光。
「你这个婊子，快给我闭嘴！老子既然敢这么干，就是掌握了你和王局长的材料。」
他边说边挥舞着手里的一迭纸张，看样子像是公函。
韩淑芳的心‘咯噔’一声，往下沉了下来。
难道他找到那份东西啦？这可怎么办才好呢？她的脸被打肿了，刚进门时后脑上挨的一下现在还很痛，脑子里还在嗡嗡作响。
可是她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她两眼紧紧地盯着谭德明手里的那一迭纸。
「怎么样，害怕了吧？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不该背叛组织当叛徒啊！」
「你不要造谣污蔑，我不是叛徒！」
「哈哈，这可由不得你啊。只要我把这份东西往上一交，你和包庇你的王局长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审查！」
韩淑芳想明白了，这姓谭的并没有拿到她的确凿把柄。
不然的话，他早就向组织上递交材料了，而不会跑到她这里来乱翻东西。
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牵涉到她早年和丈夫一起为党做地下工作时的一段令人心酸的经历。
那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事。
她当时在重庆，是一名进步女青年。
她被组织上发展为秘密党员，在重庆的大学里做青年学生的工作。
后来，组织上让她和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地下工作者假扮夫妻，掩护他的身份。
一年后他们坠入爱河，请示过上级后，他们正式结了婚。
这人就是她的丈夫老汪，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的秘书。
有一次老汪派她去另一个城市递送一份秘密文件。
她到了那个联络点后，发现了不少可疑的人。
她立刻断定，这个联络点已经被敌人破坏了。
她刚销毁了藏在身上的秘密文件，就被几个警察抓住了，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。
她一口咬定自己是从乡下来寻找亲戚的。
他们对她严刑逼供，她咬紧牙关挺了过来。
警察局并没有她是共党分子的任何证据，几天后就把她放了。
为了不暴露丈夫老汪，她去乡下的亲戚家躲了几天，等风声过去后才回到重庆。
她没有向丈夫说自己被捕的事，只是说她发现情况不对，就销毁了文件，躲到乡下去了。
丈夫夸奖了她，说她做得很好。
她欺骗丈夫是因为她有难言之隐：在被捕期间，有两个警察多次强奸了她。
她很爱自己的丈夫，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到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，于是就瞒住了没有说。
但是，这件事成了她的一个心病。
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，她必须向上级报告自己被捕的事。
让她为难的是，她的上级就是自己的丈夫。
她一直因为这件事在心里自责，有好几次都想去找组织上说清楚。
后来丈夫老汪在执行一次特殊任务时牺牲了，她这才打消了向组织上坦白的念头。
因为她知道，一旦坦白，她肯定会受到组织部门的调查，很可能会受到比较严厉的处分，甚至她丈夫的革命烈士的地位也会被蒙上一层阴影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女儿汪霞的前途也肯定会受到任何影响。
这是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的。
文革开始后，目睹那些为党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的遭遇，她确信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
可是，这并不代表这一切都结束了。
她白天努力工作，辛勤地为人民服务，夜里却经常做恶梦：不但梦见她被那两个警察奸淫侮辱，还梦见自己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，被定性为叛徒和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动分子。
她头上戴着高帽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游街示众。
她抬头一看，一个五十出头的面目狰狞的男人站在她面前，正居高临下地盯着她。
「谭德明！你竟敢偷袭我？你想要干什么？」
谭德明是省公安局的原副局长。
在快乐幸福团一案中，他因为与两个主犯的关系密切，被勒令停职，韩淑芳主持了对他的审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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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毛公子死了，活着的廖公子又拒不坦白，所以无法确认他和快乐幸福团互相勾结的罪行。
不过，在调查的过程中韩淑芳发现了他不少其他方面的问题。
比如他平时在办案中徇私作弊，袒护嫌疑犯，威吓证人，收受贿赂等等。
最终他受到了撤销所有职务的处分，但是没有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
从那以后，韩淑芳就没有见到过他，只是听人说他一个人回老家去了。
「谭德明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你这是恶意报复，是犯法的行为！我劝你赶紧悬崖勒马。」
谭德明跨前一步，蹲下身子，抓住她的制服领子将她提了起来。
‘啪’的一声，他重重地在她脸上打了一个耳光。
「你这个婊子，快给我闭嘴！老子既然敢这么干，就是掌握了你和王局长的材料。」
他边说边挥舞着手里的一迭纸张，看样子像是公函。
韩淑芳的心‘咯噔’一声，往下沉了下来。
难道他找到那份东西啦？这可怎么办才好呢？她的脸被打肿了，刚进门时后脑上挨的一下现在还很痛，脑子里还在嗡嗡作响。
可是她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她两眼紧紧地盯着谭德明手里的那一迭纸。
「怎么样，害怕了吧？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不该背叛组织当叛徒啊！」
「你不要造谣污蔑，我不是叛徒！」
「哈哈，这可由不得你啊。只要我把这份东西往上一交，你和包庇你的王局长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审查！」
韩淑芳想明白了，这姓谭的并没有拿到她的确凿把柄。
不然的话，他早就向组织上递交材料了，而不会跑到她这里来乱翻东西。
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牵涉到她早年和丈夫一起为党做地下工作时的一段令人心酸的经历。
那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事。
她当时在重庆，是一名进步女青年。
她被组织上发展为秘密党员，在重庆的大学里做青年学生的工作。
后来，组织上让她和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地下工作者假扮夫妻，掩护他的身份。
一年后他们坠入爱河，请示过上级后，他们正式结了婚。
这人就是她的丈夫老汪，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的秘书。
有一次老汪派她去另一个城市递送一份秘密文件。
她到了那个联络点后，发现了不少可疑的人。
她立刻断定，这个联络点已经被敌人破坏了。
她刚销毁了藏在身上的秘密文件，就被几个警察抓住了，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。
她一口咬定自己是从乡下来寻找亲戚的。
他们对她严刑逼供，她咬紧牙关挺了过来。
警察局并没有她是共党分子的任何证据，几天后就把她放了。
为了不暴露丈夫老汪，她去乡下的亲戚家躲了几天，等风声过去后才回到重庆。
她没有向丈夫说自己被捕的事，只是说她发现情况不对，就销毁了文件，躲到乡下去了。
丈夫夸奖了她，说她做得很好。
她欺骗丈夫是因为她有难言之隐：在被捕期间，有两个警察多次强奸了她。
她很爱自己的丈夫，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到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，于是就瞒住了没有说。
但是，这件事成了她的一个心病。
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，她必须向上级报告自己被捕的事。
让她为难的是，她的上级就是自己的丈夫。
她一直因为这件事在心里自责，有好几次都想去找组织上说清楚。
后来丈夫老汪在执行一次特殊任务时牺牲了，她这才打消了向组织上坦白的念头。
因为她知道，一旦坦白，她肯定会受到组织部门的调查，很可能会受到比较严厉的处分，甚至她丈夫的革命烈士的地位也会被蒙上一层阴影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女儿汪霞的前途也肯定会受到任何影响。
这是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的。
文革开始后，目睹那些为党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的遭遇，她确信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
可是，这并不代表这一切都结束了。
她白天努力工作，辛勤地为人民服务，夜里却经常做恶梦：不但梦见她被那两个警察奸淫侮辱，还梦见自己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，被定性为叛徒和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动分子。
她头上戴着高帽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游街示众。
